萧耳：打捞留存在记忆中的江南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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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鹊桥仙》是杭州作家萧耳的最新长篇小说。小说追忆运河边的大码头——江南古镇栖镇的纷纭往事，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新世纪，青梅竹马的一小群人，先后走出栖镇，此后各经人事，又在中年因婚丧嫁娶而聚在一起。多年以后，看似繁华不再的江南古镇，却留存着众多过往。在萧耳的笔下，江南文明的底色就存在“栖镇”这样的江南古镇，无论盛衰与荣辱，它始终在那里。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黄婷

萧耳在7月推出了最新长篇小说《鹊桥仙》。这是萧耳的第十本书，也是她为故乡塘栖镇写的一本长篇小说。小说追忆运河边的大码头——江南古镇栖镇的纷纭往事，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新世纪，青梅竹马的一小群人，先后走出栖镇，此后各经人事，又在中年因婚丧嫁娶而聚在一起。在看书的过程中，读者一边会和书中人物一起感慨和惋惜小镇的各种变化，另一边也会羡慕一群发小一起见证和感受了这个变化的过程，不管每个人在哪里，他们的关系一直没有被吹散。

除此之外，《鹊桥仙》中的地名都是实写，有不少吴侬软语，有江南美食，还穿插着评弹、吴语歌和诗歌等，在一定程度可以看成一本“塘栖镇指南”，满足了许多人对江南小镇的想象。

近日，萧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故乡被我封存多年，启封需要一个契机

《新阅读》专刊：你在后记里说，码头是个充满流动性和可能性的地方，码头人都会往外走，这里的文化就是如此。你的发小们像水波一样一波一波被推远了。但因为你是那个年代比较少见的独生女，所以一次次放弃了飞远的机会。这个过程是否经历了一些挣扎？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对这样的选择是一种庆幸还是惋惜？

萧耳：对于我这样一个家里“命根子”一般的小孩，走过半生，确实放弃了很多离开杭州跑得更远的机会。比如当初考大学，家里只允许我最远到上海，结果阴差阳错，我错过了复旦，在浙大读书。后来想考研去南大，家里一听南京这么远，怕分配回不来，吓坏了，坚决不同意。再后来我去深圳，本来可以留在深圳人民广播电台，过年回家时又被家里哭着喊着不给去了……挣扎过很多，但毕竟心软，结果一生就在向往远方和放弃远方之间挣扎着。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是我的命运，谈不上庆幸或惋惜，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一种未知的人生。

《新阅读》专刊：地理位置上，你可能从来没有远离过故乡，但在内心，你对它其实有一个从远离到回归，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从一个摇滚女青年变成了江南小镇人家的代言人”。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江南文化中的哪些部分对你来说很有魅力？

萧耳：因为想离开而不得，又眼睁睁看着自己从小生活的江南古镇沦陷于现代化大潮中，像赶不上趟的小孩一样被现代化大家庭遗忘了一般，有很多年，我内心根本不愿意去回望。没有真正离开过故土的人也谈不上回归，一般我一两个月总会回去一趟。一开始我对故乡的否定是带着挺多怨气，也不客观，完全看不到它的“好”。

在文化上，我自己也走过了一个内-外-内，或者说东-西-东的循环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的古典或东方式的审美养成了我的文化底色，这也是我今天写《鹊桥仙》是这样一种风格的根本原因，我是在这种语境中浸泡大的。所以写《鹊桥仙》，我不需要做什么准备，特别是生活方式部分，闭上眼睛一幕幕都是日常生活，我依稀记得我爸背着小时候的我走过广济桥，一边口里哼着评弹，很多戏文我们小时候都会哼几句，茶楼戏馆说书场就是栖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全身心拥抱西方文化，读了大量的西方书籍，这个外向的过程产生了我的四本写西方文化的随笔，如《女艺术家镜像》《小酒馆之歌》等。我是一个摇滚女青年，也因为职业之便，跑了很多“远方”去看世界，成为一个云游者。我觉得这个时期，我的写作偏于一点先锋的、都市的风格，但因为时间被工作和家庭挤满，2004年后就不写小说了，主要写了几部文化随笔集。直到近几年有了点时间，我重拾小说创作，但写的是长篇小说《中产阶级看月亮》这种都市题材。故乡被我封存多年，启封需要一个契机。这时发小们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人归来有人永远离开，一桩桩一件件触动了我，忽然觉得写一部跟“恋地情结”有关的长篇小说时机到了。

江南文化自有其迷人之处。相对精致的饮食，四季山水风物，小桥流水人家，“荡发荡发”的太阳底下无新事的从容，这些优质的江南元素历经岁月并没有消亡殆尽，有水的地方会多一些灵气，留存的东西，也值得打捞一番。我记得自己去别的江南小镇，比如乌镇、西塘等，坐在河边吹吹风喝点黄酒炒几个小菜，和亲近的朋友们聊聊天，也是喜欢的。

《新阅读》专刊：你对书名的解释是，鹊是一种飞鸟，象征着从小镇飞出去的人们，桥是一种联结，象征着大家和故乡的联结。你说：“故乡就是，你飞得再远还是要飞回来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故乡难寻”，感叹“回不去的故乡”，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故乡认知的不同，这个区别是如何产生的？

萧耳：故乡是一种客观地理概念，你想不想念，记不记得，爱或不爱，它都在那里。我们要经历过一生才知道跟它的关系，就像跟某个人的关系一样，也可能是分阶段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看待故乡或许又是不一样的。我80多岁的舅舅在纽约，疫情前已经买好了回中国故乡的机票，本来我已经计划好了陪他走一走，但是他回不来了，我知道他作为游子的痛，老泪纵横的心。我也不知道他有生之年还能否回来看一眼。我们有一个朋友叫郁震宏，我书里也写到了他，他的故乡比塘栖还小，在一个叫大麻的地方。他可以不断书写大麻故事，如果我们局外人去大麻，可能会失望，什么也发现不了。但在他笔下，大麻好像生动鲜活了一千年。

昨天微博上有一个读者@我，说要带着《鹊桥仙》去塘栖水北街寻踪书中人物靳天的外婆家，我不知道他寻踪的结果如何。

现代化进程中，江南的很多物事都在消逝

《新阅读》专刊：书里，你写了“故乡的颓败和江南文化礼崩乐坏”，也非常痛心航运文化和码头的衰弱，以及富足安逸、小桥流水的岁月静好的逝去。但是在书的最后，你也谈到了寺庙、茶馆和说书人等的重新兴起，这算是某种复兴和回归吗？

萧耳：航运文化和码头的衰弱是必然的，现代化进程中江南的很多物事都在消逝，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痛心有之，顺应时势有之，但是我对曾经看到的“礼崩乐坏”的确痛惜过。寺庙、茶馆和说书人都是一种生态，因为现在塘栖镇正在往旅游小镇上发展，这些就是应运而复，但跟我们小时候又有所不同，以前是小镇内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更多是向外的，因为旅游功能而存在。当然也有老底子的寺庙恢复了香火，本地人特别是老一辈还是挺高兴的。

《新阅读》专刊：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怀旧之作。当下，怀旧似乎正当时，不少年轻人陷入了怀旧的情绪，他们听老歌，看过去的电视剧，回忆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生活，这和您书中追忆的逝去的码头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否有一致性？在你看来，大家怀念的是什么旧事物或旧理念？

萧耳：“怀旧”是个中性词。旧时光溜走了，不复了，所以才会怀念。同时在新的未知际遇还未到来时，我们能拥有的记忆都是关于旧的。“十分钟年华老去”，半个世纪也是年华老去，时间也是相对论。对我来说，从拥有记忆开始，很多事物已经被我遗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是选择性记忆，选择性怀旧。对于我儿子这一代“00后”来说，他们的回忆里没有“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生活”，或许他20年后记得他和某个小伙伴一起打游戏的经历，这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90后”“00后”里也有天生的“老灵魂”，他们对旧事物有一些偏爱，或许是出于失去了，就不可能再拥有了，于是有一种民谣式的审美上的惆怅感。

《新阅读》专刊：书中，你将主人公之一易知设定成一个不成功（失意）的女性，她读了很多书，却因为坚守自己的价值观活得比较拧巴，不入流，连父亲也否定她，唯一的面子是仕途成功的丈夫。这样的设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因为陈易知身上有很多你自己的影子，所以是你的某种投射还是一种期许？

萧耳：我在构架人物特征时，考虑的是一组一组的人物，比如易知易从是一组，他们两个是小镇出来的知识分子，一个出走远方，一个留在故地，人生遭遇因为环境不同而有差异性，这个差异性我就设置了易知的“难”。她在成年后的两难，既有家庭的，也有外部社会环境的，她身上保留了一些不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的特性，她又是一位女性，这双重身份决定了她的处境和成年后的发展模式。陈易知从小的处境挺优越，这决定了她不太愿意委屈自己，不喜欢“吃相难看”、没有尊严。如果读者看到陈易知这个人物成年后所折射的中国现实，那我觉得非常欣慰了。

陈易知身上有我的一些影子，这个小说出版后，我老是不服气地强调“我可比陈易知可爱多了”，我没有易知的拧巴劲儿。表面看，我这人稀里糊涂，老出洋相，但我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很清楚要什么不要什么，为自己的选择担当，除了因父母没有远行，其他方面，我一直主动选择自己的生活。我曾想，如果自己运气差一些的话，没准活成了一个陈易知，但又想也未必如此，因为我的性格其实更接近书中的湘湘。所以千万不要被所谓原型骗了，作家不可能老老实实写原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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