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热点：美学者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下一步是什么？

参考消息网3月13日报道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3月9日刊发题为《全球化的下一步是什么？》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全文摘编如下：

支撑当前全球经济体系的叙事正处于变革性的情节转折之中。自二战结束以来，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一直以商品、资本和金融的自由流动为前提，但这种安排现在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每个市场秩序都由叙事来支持——我们给自己讲一些关于如何运作这一体系的故事。全球经济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与单个国家不同，这个世界没有中央政府来充当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这些叙事可以帮助创造和维持使这个体系保持有序运行的行为准则，告诉各国政府它们应该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做什么。如果把这些准则内化了，那它们会以国际法、贸易条约和多边机构无法做到的方式巩固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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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全球化节节败退

纵观历史，全球叙事发生了无数次改变。根据19世纪末的金本位制，全球经济被视为一个自我调节、自我协调的体系，最好是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实现稳定。这种观点认为，资本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会为世界经济和单个国家带来最好的结果。

金本位制的瓦解，再加上大萧条，给这种关于良性市场的叙事带来了重大影响。二战后出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依靠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来稳定全球经济——赋予了政府更加突出的作用。只有强大的福利国家才能提供社会保险，给那些跌入市场经济夹缝中的人以支持。

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改变了国内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建立在“浅度一体化”模式基础上的世界经济从属于确保国内充分就业和建立公平社会的目标。多亏有资本管制和宽松的国际贸易制度，各国可以建立适合它们自己喜好和需求的社会和经济制度。

20世纪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超全球化叙事——偏好深度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流动——在许多方面是关于良性健康和自我调节的市场的金本位叙事的回归。然而，它的确承认政府的一个关键作用：执行具体规则，使这个世界对于大公司和大银行来说是安全的。

良性市场的好处注定不只是经济范畴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超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好处将有助于结束国际冲突，加强全球民主力量。

这种超全球化的叙事既没有否认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也没有质疑政府有责任去追求它们。但它认为，这些目标可以通过不干涉自由贸易和金融的政策工具来实现。简单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结果令人失望（事实证明就是这样），那么责任不在于超全球化，而在于其他领域缺乏补充性的配套政策。

超全球化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节节倒退，最终失败了，因为它无法克服固有的矛盾。最终，赋予企业书写叙事权力的政府不大可能说服那些书写者支持国内的社会和环境议程。

世界经济走到岔路口

随着世界放弃超全球化，到底什么将取而代之，这仍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问题。一个新兴经济政策框架——我称之为“生产主义”——强调政府在解决不平等、公共卫生和向清洁能源转型方面的作用。通过把这些被忽视的目标摆在首要位置，生产主义重新确立国内政治优先事项，而对开放的世界经济并非有害。布雷顿森林体系已证明，支持有凝聚力的国家经济的政策也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长期资本流动。

另有一种新的范式，仿照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可以被称为超现实主义。这种叙事强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并将零和逻辑用于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超现实主义框架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是互惠互利的来源，而是可以用来削弱对手的武器，就像美国利用出口管制来阻止中国企业获取先进的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那样。

世界经济未来的道路将取决于这些相互竞争的政策框架如何各自展开、相互竞争。鉴于两种框架在贸易问题上有重叠，各国政府将极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采取更多保护主义的政策，并越来越多地支持回流以及其他促进先进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各国政府还可能采取更有利于国内生产商的绿色政策。这样的政策既符合国内政策，也符合外交政策议程。

然而，最终，地缘政治考虑极有可能会把所有其他考虑抛到一边，从而使超现实主义叙事盛行。现在尚不清楚对先进制造业的关注将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因为未来的好工作很可能来自与中国竞争没多大关系的服务业。

使世界主要大国的国家安全机构能够操控经济叙事，将危及全球稳定，结果可能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

我们有一个纠正超全球化的错误、建立一个基于共同繁荣愿景的更好国际秩序的独特机会。我们决不能让大国挥霍掉这个机会。

责编：李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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